南昌八景 其一 西山积翠

三十年来麋鹿踪，若为老去入樊笼。
五湖春梦扁舟雨，万里秋风两鬓蓬。
远志出山成小草，神鱼失水困沙虫。
白头博得公车召，不满东方一笑中。

　　这首诗前四句描写前半生浪迹江湖的自由生活和为名爵所累的矛盾；后四句写做官后悔恨的心情和不称意的处境。诗本愤世，但作者从自责出仕切入，谦和温婉，用典贴切，如同己出。

　　“三十年来麋鹿踪”一句概括了文征明前半生浪迹江湖的生活。苏轼贬黄州作《赤壁赋》云：“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，侣鱼虾而友麋鹿。驾一叶之扁舟，举匏樽以相属。”这种生活虽不富贵，但有淡泊自甘，闲适自在之乐。“若为老去人樊笼”一句则表现出深刻的思想矛盾。一方面他已经应试得官职，这并不是一厢情愿的强加，说明诗人人世出仕之心未泯；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若有所失，想起像是背道而驰似的。显然，待诏翰林的文征明，这时已是悔恨代替了如意。觉得“老去人樊笼”，是办了一件错事，弄得前功尽弃。

　　“五湖春梦扁舟雨，万里秋风两鬓蓬。”二句以景语承上句抒慨，其间融入了范蠡和张翰的故事。一正用，一反用，诗人本来梦想如范蠡一样潇洒度日，却为名爵所羁，落得秋风万里，两鬓萧瑟。可见这一联全是虚拟之景。

　　“远志出山成小草，神鱼失水困沙虫。”二句继续写悔恨的心情和不称意的处境，是全诗警策所在。“远志”名义颇寓豪情，而其实只是一种“小草”，本无在山出山的区别。诗人用《世说新语》郝隆的名言巧妙地将此物名实分属，写作“远志出山成小草”。就综合了“桔生淮南则为桔，生于淮北则为枳”（《晏子春秋》），“在山泉水清，出山泉水浊”（杜甫《佳人》），这两种意思，意言一念之差，可以使一个人的名节受到很大亏损。

　　“神鱼失水困沙虫”，与俗语“龙游浅滩遭虾戏，虎落平阳被犬欺”同义。在庸俗势力的包围下，高尚没有用武之地。这两句既有对上层社会的厌恶，也有对个人失策的反省。当然是有感而发的，可见文征明待诏翰林的处境，比李白待诏翰林时的处境，也好不了多少。

　　“白头博得公车召，不满东方一笑中。”东方朔官至太中大夫，在朝廷其实也不顺心，只能自称避世金马门，多以诙谐调笑自遣。而诗人以白首待诏，似又不能如东方自寻开心，故末句云云。

　　读竟全篇，可见文征明在应试求职之前，曾对步人仕途有过良好的愿望，是抱着试一试的机会主义态度。殊不知官场比他所想要复杂得多，他便很快的失望了。这时已有进退失据之感。正是这种矛盾尴尬的状况，使他写成这篇言志感怀之作。诗中多用昔人故事，只因情与境会，故信手拈来，皆成妙谛。

　　此词见于《陈忠裕全集》，借惜花怀人，寄托亡国哀痛与复国希望。正如题中所示，此词是写“春日风雨有感”。“春日风雨”，是当时所处的环境、节候和气氛，而“有感”则是寄离词人的感慨和情怀。词之起二句，先扬后抑。此时词人举目所见，是“满眼韶华”，一片春光。继而东风乍起，落红遍地。这一顿挫，表现了自然界的变化，从而也折射出时代的变化。陈子龙生当明清易代之际，对明王朝怀有深厚感情。在他看来，明代江山无限美好，正如满眼韶华。可是清兵南下，“扬州十日”、“嘉定三屠”，犹如骤起狂风，将万紫千红摧残殆尽。在这里，词人用的是比兴手法。“韶华”（春光）和“红”（花），代表美好事物，代表他所热爱的明代江山和明代人民；而“东风”则是邪恶势力的象征，也隐喻清兵的南下，“东风”一辞作贬义者，古已有之，如陆游《钗头凤》“东风恶，欢情薄”，此处只是移用于词人所憎恶的事物罢了。下面二句，以“几番”照应前面的“惯”字。说明东风之摧残百花非止一次，而是经常如此。“烟雾’二字，补足前句未及写出的“雨”字。春天的风雨连绵无尽，常常呈现烟雾迷蒙的状态。在东风肆虐、烟雨茫茫的天气中，百卉凋残，一片凄凉，于是词人不禁发出由衷的慨叹：“只有花难护！”前几句造足蓄势，至此词人的感情迸发而出，力抵千钧。在生活中，他奔走呼号，出生入死，力求挽救明朝的危亡，结果毫无效果。因此这一句正是反映了词人内心深处的亡国之痛。

　　下片宕开一笔，径写对明王朝的系念，但在词的意脉上仍与上片紧密相连。词人在白天看到风雨摧残的落花，到了晚上便自然联想到惨遭践踏的故国。“梦里相思”一句，为艳词中常语，然而此处用以表达爱国之情，却非常深刻而又贴切。“王孙”一辞，通常被理解为贵族子弟，如《楚辞·招隐士》“王孙游兮不归，春草生兮萋萋”，但这里的本意却更接近杜甫《哀王孙》中所说的“可怜王孙泣路隅”。在清兵南下之际，朱明的宗室子弟，或流离道路，或辗转沟壑，唯有少数人如唐王朱聿键、鲁王朱以海等仍在企图反抗。此处作者对明代王孙魂牵梦萦，实际上是将复兴明代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。可是梦醒之后，依然风雨如磐，落红成阵。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，他不得不发出“春无主”的哀叹。结二句进一步渲染出这种悲哀情绪，哭出了国家将亡的忧思。句中的“杜鹃”，又名杜宇，相传是古蜀国的君主望帝之魂所化，它隐于西山，日夜悲啼，口吻常常出血。后人常用杜鹃啼血借指失国之痛。这里说“泪染胭脂雨”系由“啼血”转化而来，则杜鹃悲鸣时流出血泪，洒在飘飏落花的风雨中，红雨满天，景象壮丽而又悲惨。词人若非怀有深仇惨痛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。用“胭脂”形容雨中落花，前人有杜甫的《曲江对雨》“林花着雨胭脂湿”；而用以兼喻泪水的有李煜的《乌夜啼》“胭脂泪，留人醉，几时重”；陈子龙则将这些故实融会贯通，自铸伟词，赋予新意，令人读来便觉有更深刻的意蕴和更强烈的美感。

　　陈子龙比较重视诗词的寄托，他曾说过他之作诗是为了“忧时托志”（《六子诗序》）。此词形式上虽“风流婉丽”，但词人借以“忧时托志”则与其诗作是一样的，阅读时须透过绮丽的表面，去体会深永的内涵。

　　首联“洞庭叶未下，潇湘秋欲生”，“洞庭”“潇湘"点明客居地域， “叶未下"这个意象，则用来印证“秋欲生”的时令，是袅袅秋风将降的物候特征。此处化用《楚辞·湘夫人》：“塌搦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”句意，说洞庭湖边木叶虽然尚未凋零飘落，而秋意似乎已先来到了诗人的心上，已感觉到凉秋的逼进了。营造了一种秋未至而情欲悲的氛围。

　　颔联“高斋今夜雨，独卧武昌城”是紧承首联“秋欲生”而来，季节变化的信号自然是风雨。在风雨催秋声中，诗人无奈，只好一个人在武昌城书斋中闷头睡大觉了。这两句以高韵胜，有蝉蜕轩举之风。

　　颈联“重以桑梓念，凄其江汉情”，又承颔联“独卧”而来，转入直接抒情，第五句入思乡，第六句以江汉抱合，紧承前半首。高斋独卧，冷雨敲窗，作者借此烘托出客居他乡的冷落凄清，顺理成章地将思乡之情在这里抒发出来，显得更加真挚感人。

　　尾联写到天外传来雁声，诗人发问。这末二句，表面上是问雁，实际上是以雁衬人，相辅而相成，借雁来抒发自己远离桑梓、流寓江湘的感情。

　　全诗感情脉膊的发展极其自然，“秋欲生”，自然表现为“今夜雨”，因雨而“独卧”，由“独卧”而思家。联联相承，句句牵引，丝丝入扣。全诗八句，一气呵成，写景抒情，浑然一体。

参考资料：

　　五人者，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，激于义而死焉者也。至于今，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，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；且立石于其墓之门，以旌其所为。呜呼，亦盛矣哉！

　　夫五人之死，去今之墓而葬焉，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。夫十有一月之中，凡富贵之子，慷慨得志之徒，其疾病而死，死而湮没不足道者，亦已众矣；况草野之无闻者欤？独五人之皦皦，何也？

　　予犹记周公之被逮，在丁卯三月之望。吾社之行为士先者，为之声义，敛赀财以送其行，哭声震动天地。缇骑按剑而前，问：“谁为哀者？”众不能堪，抶而仆之。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，公之逮所由使也；吴之民方痛心焉，于是乘其厉声以呵，则噪而相逐。中丞匿于溷藩以免。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，按诛五人，曰颜佩韦、杨念如、马杰、沈扬、周文元，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。

　　然五人之当刑也，意气扬扬，呼中丞之名而詈之，谈笑以死。断头置城上，颜色不少变。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，买五人之头而函之，卒与尸合。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。

　　嗟乎！大阉之乱，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，四海之大，有几人欤？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，素不闻诗书之训，激昂大义，蹈死不顾，亦曷故哉？且矫诏纷出，钩党之捕遍于天下，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，不敢复有株治；大阉亦逡巡畏义，非常之谋难于猝发，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，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。

　　由是观之，则今之高爵显位，一旦抵罪，或脱身以逃，不能容于远近，而又有剪发杜门，佯狂不知所之者，其辱人贱行，视五人之死，轻重固何如哉？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，赠谥褒美，显荣于身后；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，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，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，斯固百世之遇也。不然，令五人者保其首领，以老于户牖之下，则尽其天年，人皆得以隶使之，安能屈豪杰之流，扼腕墓道，发其志士之悲哉？故余与同社诸君子，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，而为之记，亦以明死生之大，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。

　　贤士大夫者，冏卿因之吴公，太史文起文公、孟长姚公也。

　　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，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。全文以"义"为核心，成功地运用了记叙、议论、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。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“激于义”，开篇抓住一个“义”字。五人是为义而生，为义而争，最后为义而献身。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──“生，亦我所欲也；义，亦我所欲也：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可以说，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。

　　明代大奸臣、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，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。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。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，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。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。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，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，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。

　　“然五人之当刑也，意气扬扬，呼中丞之名而詈之，谈笑以死。断头置城上，颜色不少变。”大义凛然，惊天地，泣鬼神!语言简练生动，铿锵有力。

　　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，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。“大阉之乱，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，四海之大有几人欤？”在阉党横行天下，炙手可热之时，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，甚至助纣为虐，为虎作伥。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，无所畏惧，视死如归。应该说，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，因为他们不在其位。但五人以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，并且慷慨赴死，义无反顾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。而那些身在政位，吃民膏、喝民血的“缙绅”，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，变节了。作者问道：“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，素不闻诗书之训，激昂大义，蹈死不顾，亦曷故哉?”这一问，多少缙绅无地自容?“十年浩劫”期间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专横跋扈，“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，四海之大有几人欤?”张志新，一个普通女干部，坚持真理，宁死不屈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。也有许多人投靠“四人帮”，出卖良心，出卖人格。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。

　　张溥认为：“大阉逡巡畏义，非常之谋难于猝发，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，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。”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，这是非常可贵的。读此段，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《记念刘和珍君》中所写的句子：“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，是始于去年的，虽然是少数，但看那干练坚决，百折不回的气概，曾经屡次为之感叹。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，虽殒身不恤的事实，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，虽遭阴谋秘计，压抑至数千年，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。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，意义就在此罢。”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，不，是用生命写成的。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，不知作何感想？

　　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。本段夹叙夹议，反复对比，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。作者将“高爵显位”的辱人贱行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，从而提出“轻重固何如哉”的问题让读者思考。接着，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，从而揭示出“亦以明死生之大，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”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。读者至此，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的那句名言──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”五人之死，重于泰山，与日月同辉，与山河共存。

　　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，但以“由是观之”领头，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，而是由此及彼、层层深入的关系。“是”是一个指代词，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。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，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，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。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，揭露了“今之高爵显位”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“辱人贱行”，提出了一个问题：这种种“辱人贱行”，和“五人之死”相比，“轻重固何如哉”?苟且偷生，轻如鸿毛；仗义而死，重于泰山。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。

　　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，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“五人”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。从正面说，由于“五人”“发愤一击”、“蹈死不顾”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，因而“得以加其土封，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。凡四方之士，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，斯固百世之遇也”。从反面说，“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，则尽其天年，人皆得以隶使之，安能屈豪杰之流，扼腕墓道，发其志士之悲哉?”应该指出：这不仅是就“五人”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，而且是就“五人”之死在“四方之士”“豪杰之流”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。“四方之士”“过而拜且泣”，“豪杰之流，扼腕墓道，发其志士之悲”，不正表现了对“五人”同情、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?而号召人们向“五人”学习，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，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。

　　这篇文章题为《五人墓碑记》，歌颂“五人”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。但社会是复杂的，事物是互相联系的，要孤立地歌颂“五人”，就很难着笔。张溥在这篇文章中，与“五人”相对比，不仅指斥了阉党，还暴露批判了“富贵之子，慷慨得志之徒”和“缙绅”“高爵显位”等等；与“五人”相映衬，不仅赞美了周顺昌，还肯定了“郡之贤士大夫”。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，才充实了歌颂“五人”的思想内容，加强了歌颂“五人”的艺术力量。

参考资料：

万事有不平，尔何空自苦。
长将一寸身，衔木到终古？
我愿平东海，身沉心不改。
大海无平期，我心无绝时。
呜呼！君不见，
西山衔木众鸟多，鹊来燕去自成窠。

　　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，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呤咏的内容。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，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。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，二者事有相类之处，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。精卫体小，所衔木微，而东海无涯，无有平期。然而“我心无终时”，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，令人崇敬。这种精神，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，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。

　　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，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，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。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，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。同时，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，当然，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“西山衔木众鸟多，鹊来燕去自成窠”的不满和无奈。

　　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，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。“万事有不平，尔何空白苦？” “万事有不平”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。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，明明承认万事不平，又觉得已回天无力，于是主张放弃反抗，停止斗争。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，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，随波逐流，丧失节操。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：“我愿平东海，身沉心不改。”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。在当时，明王朝大势早去，复国无望，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，所以他白比精卫，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，决心坚持“衔木”，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，虽然不爵叮能实现，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，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，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。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、掷地有声，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。“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，鹊来燕去自成窠，”借对话者的口吻，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：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，在亡国之后，初隐而后仕，自营巢窠，卖志求荣，丧失了民族的气节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“众鸟”，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。

　　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、在诗的中间作荷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，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，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，异彩夺目，是作者将它置身于“燕雀”的衬托之上，所获得的神效。美与丑相激共振，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，各行其是，顿时黑白昭然，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，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。

　　另外，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，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，质朴自然，尽弃雕饰。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，精工细致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

　　总之，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，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，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，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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